您当前位置:首页 > 航天历史

【60年】中国航天事业创建前后的故事

发布时间:2016-10-08 22:34   浏览 898 次

1955年10月1日,新中国6周岁生日当天早上,在美国生活了20年的钱学森回到了自己的祖国。很难知道于美国而言,这位获得了巨大成就,却也受到了不公平对待的重量级优秀科学家的离开,到底意味着多大损失,但我们很清楚的是,此后几十年,钱学森迅速成为了中国航天事业灵魂式的人物。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没有钱学森的回归,中国航天事业的发展至少要缓慢很多。

钱学森的回国,只是建国初期诸多科学家回归祖国的一个典型实例。在1954年4月至7月召开的日内瓦国际会议上,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瞅准时机,开始准备与美国谈判关于一批中国科学家和留学生回国的问题,钱学森属于其中之一。两个月后,参会的中国代表团秘书长王炳南与美国副国务卿约翰逊进行了初步商谈。谈判过程并不顺利,但是为了能让漂居海外的知识分子们回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了很大努力。经过两个月的艰难交涉后,终于迎回了一批在外多年的科学界重要人士,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航空航天方面的专业人才。

踌躇满志的钱学森回国后,在广州、上海、北京和东北等地经历了一番考察,发现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正处于百废待兴的局面下,大多高科技工业毫无基础,尤其是航空航天这样特殊的领域,更是一片空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他难免会对自己在这样的条件下能否做出成绩而产生担忧。但是,现实如此,也只能甩开膀子借助现有条件,想尽办法,竭尽全力去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出力。

我们都知道,无论哪个国家,航天工业的起步首先都是从军事和航空工业开始的,中国也不例外。据一些资料说,当钱学森于1955年底在东北参观考察时,时任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陈赓等人问他,中国能否发展导弹事业,钱学森非常坚定地说,这是必然的事情。面对当时的现状,不知道科学家是为了鼓舞军心,还是对自己的实力充满信心,抑或真的认为只有想不到而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总之钱学森的话让那些从战场上历经生死锤炼出来的高级军官们信心大增。

当周恩来得到这个消息后,当即鼓励钱学森,让他把自己的想法写成文件,提交中央政府讨论。1956年2月17日,一份名为《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的文件到了中央领导的办公桌上。这份篇幅并不算长的意见书受到了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经过在政治局、书记处和军委会议上多次讨论后,最后得到了中央首肯和大力支持。

3月14日,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重要会议,听取了钱学森的详细汇报。会议最后决定,按照钱学森在《意见》里提出的建议,由周恩来、聂荣臻和钱学森等人筹备组建航空工业委员会,来领导和组织中国导弹航空工业的科研工作。

钱学森在《意见》中分析了当时中国在航空工业方面的现状:“我国现在航空工业是十分薄弱的,我们在最近才从飞机修理阶段转入飞机生产阶段,有了飞机工厂和喷射式推进机厂,但是这两个工厂现在完全依靠苏联供给的图纸,自己还不能够设计新型飞机,更不能做出为设计用的工程及科学资料。至于飞弹火箭,我们是完全没有。说到航空用的材料,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的薄弱,现在只有一个年产20000吨的铝厂,我们所必需的航空特殊金属还是要由国外进口。电子器材厂也是正在开始,还不能完全生产各种类型的零件。至于航空研究,我们只有些主要地为教学用的风洞及其他实验设备。我们还没有专为研究用的设备,更没有大型为设计研究用的设备。所以可以说,我们完全没有航空研究可言。人力呢?我们也是很薄弱。以整个力学来说,估计全国有180人从事力学教学;力学研究的高级干部,中间最有能力的,能做领导工作的只30人左右。力学人才只是航空人才中的一部分,人是更少了。”

显然,按照钱学森在《意见》中的分析,中国当时无论在基础、软件、硬件和人才上都非常缺乏。也正因为这样,着手发展这项特殊的事业就显得更加迫切而重要了。

同样是在这个月,国家在整个科学技术范围内开始了动作频频的顶层设计。国务院精心布局,以中国科学院各个学部为基础,联合国家计划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科学规划小组。虽然称之为小组,但是档次、规模、实力和重要性都不可小觑,它集中了来自全国各个科技领域的600多位科学家,按照“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方针和“以任务为经,以学科为纬,以任务带学科”的原则,拉开长线,准备打一场亘古未有的硬仗。到了6月,小组编制出了《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也就是新中国科学发展史上著名的《十二年规划》。

“纲要”中涉及航天的内容被规划在了“新技术”内,是这样写的:“喷气飞机和火箭是现代飞行器械技术中的最高成就。这种技术的掌握和发展对于增强我国国防有很大的意义。喷气飞机的速度可以达到超过声音传播的速度,飞行高度可以高达两万公尺,可发展为高速交通工具。火箭的速度更高,可以达到更远的高空,以至可以作为星际交通的工具。由于火箭是利用复杂的自动控制系统来控制飞行的路线的,因此,在国防上可以达到超越远距离瞄准的要求,它同时也是近代空防的利器。这两种超高速度的飞行器械在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中是突出的高峰之一,掌握它、运用它和继续发展它必须要付出很大努力。”

从这段话来看,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重要的高科技事业之一的“航天”,在当时还没有成为一个专门的研究方向或领域,“纲要”中提到的与“航天”直接相关的内容很少,只是涉及了动力系统的火箭,而且与航空混淆在一起来说明,考虑的角度也只集中在国防上。其实,在当时似乎连“航天”这个词都还没有出现,更不要说专门研究了——据叶永烈在著作《钱学森传》中所说,钱学森曾经明确讲过,“航天”是他首创出来的词语。至于钱老创造“航天”一词的确切年份,笔者翻阅了一些文献,其中的说法很多,但并没有非常肯定而确切的记载。

此时,不光是中国,就连几年后开始迅速发展载人航天的美国和苏联,在航天探索上也只是处于一边摸索一边研制的初步阶段,也只有运载火箭技术在五十年代发展比较迅速。在此之前,美、苏、德等国对火箭技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军事方面,与导弹技术紧紧联系在一起。直到一年多后,苏联才利用火箭向太空发射了人类历史上的首颗人造卫星。

1956年4月13日,航空工业委员会正式成立,主管科学技术工作的副总理聂荣臻担任主任,负责总体领导工作;黄克诚和赵尔陆担任副主任;钱学森受命为委员。中国终于有了导弹、火箭、航空、航天研究的领导机构。经过近一个月磨合与思索后,聂荣臻于5月10日向国务院和中央军委提出了《关于建立中国导弹研究工作的初步意见》,建议成立一个专门研究导弹和火箭的管理与科研机构。半个月后,就像当初讨论钱学森的意见时一样,周恩来主持会议对这个“意见”也开展了深入的讨论,并且确定让航空工业委员会具体负责做这件事情。

7月,导弹管理局(国防部第五局)成立,钱学森被任命为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10月8日,在位于北京西郊一所医院的小礼堂里,聂荣臻又向一群踌躇满志的中青年宣布,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钱学森再次受命出任第一任院长。顿时群情激昂,雷鸣般的掌声响彻了礼堂……虽然谁都不清楚该怎么去做,但是所有人都对这项伟大的事情充满了期待与信心,一项轰轰烈烈的高科技研究工作正式开始了。

只是,这项说起来非常高大上的事业,具备的条件实在有限,就连办公地方都是由旧医院和养老院改造而来的,而最让院长钱学森焦心的是人才的匮乏。第五研究院成立之初,共设立了10个研究室,满打满算一共也就两三百人,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刚刚毕业转投过来的学生和只有中学文化程度的工人。作为唯一一位火箭专家,钱学森只能先从培养人才做起,他曾经在发表于《人民日报》上的一篇文章中提到:“当前(指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初期)最紧迫的问题是教学,而不是马上进行独立性研究。”

第二年3月,国务院把国防部第五局并入第五研究院,优化了领导和管理工作。11月6日,第五研究院又成立了两个分院,一分院负责导弹总体研究,也正是如今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的前身,钱学森兼任一分院院长;二分院负责火箭发动机与控制导引系统的研究,由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王诤兼任二分院院长;后来又相继于1961年9月成立了第三分院,1964年1月在四川泸州成立了专门负责火箭发动机的第四分院。至此,在中国航天史上存在了8年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完成了四大分院的设立。

1957年10月4日,正当中国未来的航天精英们跟着钱学森等人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踏踏实实地学习,认认真真地琢磨空气动力学知识时,整个人类的太空探索事业忽然翻开了一个新篇章。这一天,苏联在位于哈萨克斯坦的拜科努尔发射场,利用一枚由洲际导弹改装的空间运载火箭,把“斯普特尼克”1号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没过多久,这一开创了人类航天新纪元的重磅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地球。要知道,就在4年前,当苏联人在日内瓦世界和平大会上宣布“实现人造地球卫星是完全可能的”这一消息时,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至少没有被大家公认为是一件值得认真对待的大事。或者,也只是引起了美国部分军方人士和科学家的注意吧,因为就在第二年,美国也对外宣布过一次,要在两三年内向太空发射一枚人造卫星。不过,美国首颗人造卫星的上天之路并没有那么平坦,它在经历了一次失败后,才在1958年1月底被送上轨道,而此时苏联已经又于1957年11月初向太空发射了一颗卫星,而且还搭载了一条名叫“莱卡”的小狗——这是苏联利用动物尝试载人航天试验的第一个动作。只可惜,因为缺乏回收技术,英雄莱卡只能命殒太空。美国和苏联这两个世界上最具实力的国家,开始在航天道路上奔跑起来。

实际上在苏联发射卫星之前几个月,中国就专门组织代表团,去苏联谈判过与导弹相关的事情,钱学森就是代表团成员之一。到了10月15日,苏联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兴奋劲头还没过去,就与中国签订了一项协议,其中提到要帮助中国培训火箭研究领域的高科技人才。此后,苏联的确接收了更多的中国留学生,前往俄罗斯学习火箭技术。客观地说,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苏联的那些有条件的支持对中国航天的起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12月24日,伴随着两声刺耳的鸣笛,一列来自苏联的神秘火车开进了北京城,车上拉着100名左右的火箭专家和技术人才,以及两颗代表“特殊友谊”的导弹。苏联人毫不隐晦地表达了这两颗导弹的意义:据说在清朝初年,康熙皇帝以火箭故乡统治者的身份,曾向俄国沙皇赠送了两箱古代火箭,现如今苏联用两颗现代导弹来回赠中国曾经的慷慨。在这个跨越了几百年的互赠活动中,历史并没能重演,当中国航天事业的初创者们听到这个故事时,心里该有多五味杂陈。

苏联导弹抵达北京后,很快就被送到了第五研究院。不管怎样,中国最初这一批稚嫩的航天科技工作者们,首次接触到了正儿八经的火箭系统。自此,中国航天的火箭研发工作开始走向实干道路。

苏联卫星的发射,不光震惊了世界,也鼓舞了中国。在国内的一些高等院校里,出现了与火箭研究和卫星发射相关的学术活动;活跃在各大院所和科研机构的相关科学界人士也蠢蠢欲动。1958年1月,钱学森、赵九章等科学大腕向国家提出建议,希望能尽早开展卫星工程的研制工作。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召开,毛泽东在17日下午的会议上,用他那富有感染力和号召力的湖南腔高瞻远瞩地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要搞就搞得大一点。”这个魄力十足又势在必行的提议得到了很多与会者的赞同。事情自然要落到聂荣臻的头上,周恩来很快就授意他召集专家们拟定了人造卫星发展计划(代号“581”)。但是,因为当时国力所限,再加上思想并没形成统一,所以人造卫星计划也没有立即实施起来,不过那句“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豪言壮语却被很多人牢牢地记在了心里。

1961年4月12日,苏联航天员加加林乘坐“东方”1号宇宙飞船飞上太空,直接把人类载人航天事业的发展拉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时隔不到一个月,美国航天员艾伦·谢泼德也搭乘“自由7号”飞船进入了太空。苏美这两次亘古未有的航天事件,比三年半前苏联发射首颗人造卫星带给世界人民的震撼更大更强更猛烈,对国内的影响也可想而知。6月3日,中国科学院组织召开了“星际航行座谈会”,开始积极关注和研究载人航天科技。

1963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一个特殊的机构——星际航行委员会。从对它的命名中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完全与航天事业紧紧结合在一起的组织。委员会的成员要么是时任中国科学院重要职务的领导,要么是科学界各领域的科学家,包括竺可桢、裴丽生、钱学森、赵九章等。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研究并制定未来太空飞行的长远计划。另外,其他一些与航天有关的小型组织也在各机构成立,比如蔡翘和冯德培领导的高空探测研究小组、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设立的宇宙医学专业小组、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劳动生理所(后更名为航空宇宙医学研究所)组建的宇宙医学研究组,以及由后两家单位在后来共同成立的航空宇宙医学学会筹备小组等等。从中可以看出,与航天员紧密相关的航天医学工程也在此时开始了起步研究。

1964年12月26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了一项重要决议,要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四大分院的基础上,成立第七机械工业部(简称七机部)。国家空间运载火箭的研发、设计与生产,都属于七机部统一管理下开展的重要项目。1965年1月,七机部正式成立。从第五研究院到七机部的转变,不仅仅是机构重新调整或者规划的过程,更是中国航天的研究与发展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的最基本体现。

来源:太空梦想微信公众平台

爱航天网简介 | 联系我们 | 我要投稿 | 免责声明 | 隐私保护 | 意见反馈 | 网站合作 | 网站导航 | 爱航天网 | 航天精神
爱航天网(www.aihangtian.com),致力于推动航天知识科普教育、传播航天精神。爱航天网,为中国航天加油,为中国航天喝彩!
网站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邮箱:jubao#aihangtian.com(请将#换成@),欢迎您提供航天新闻、发射任务、文字、图片、视频等资料
Copyright © 2015  爱航天网版权所有  京ICP备12042125号-2